自“六五”普法规划实施以来，各地各部门以法治建设为核心，通过中期自查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面检视普法工作成效，推动法治社会纵深发展。这一阶段的自查报告不仅是对前期工作的系统梳理，更是对法治宣传教育机制、重点对象覆盖、实践成效等关键环节的深度反思。本文从多维度剖析“六五”普法中期自查的核心内容，结合典型案例与制度创新，探讨普法依法治理的路径与挑战。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机制保障
普法工作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制度化的组织架构。如青海省科技厅成立由厅长任组长的保密工作委员会，形成“一级管一级”的责任体系，并将普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确保机构、人员、资金“三到位”。冶金街道则通过“四会四议”工作法，将普法与民主决策结合，涉及重大项目时通过公示和群众协商实现依法决策，体现了普法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。此类机制创新表明，健全的领导体系与资源保障是普法工作的基石。
在考核评估方面，山东省教育厅将普法成效纳入学校目标管理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制，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检查双重手段强化监督。国务院国资委则建立中央企业普法考核登记制度，将法律知识掌握度与干部晋升挂钩，推动普法从“软任务”向“硬指标”转变。这种量化管理机制有效解决了普法工作流于形式的问题。
二、聚焦重点对象，深化普法教育
领导干部与青少年是普法的关键群体。遵义医学院建立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，将法律考试成绩作为干部考核依据，并开展“法律进课堂”活动，将宪法教育纳入必修课程。山东省通过“法律进学校”工程，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三位一体”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网络，结合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强化实践教育。数据显示，此类定向普法使青少年犯罪率下降23%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满意度提升至89%。
特殊群体的普法同样不容忽视。青海省科技厅对涉密人员实施分类管理和脱密期监控，要求全员签订保密承诺书，并在科研项目管理中嵌入保密审查流程，五年内未发生泄密事件。企业层面，国资委组织央企管理人员参加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反垄断法》专题培训，将合规经营纳入企业绩效考核，促使央企法律纠纷案件减少37%。这些实践表明，精准化普法能显著提升重点群体的法治素养。
三、创新宣传形式，增强普法实效
普法手段的多元化是提升覆盖面的关键。冶金街道打造“网格化宣传”模式，将社区划分为10个网格，由法律顾问、调解员和志愿者组成宣传小组，通过入户讲解、案例展示等方式实现“沉底式”普法，居民法律咨询参与率提高45%。泰安市则利用“互联网+普法”，在政务平台开设“以案释法”专栏，结合短视频和互动问答提升传播效率，普法信息点击量突破百万次。
文化载体创新亦取得显著成效。多地开展法治文艺汇演、法治书画展等活动，如青海省科技厅将保密知识编成快板剧巡回演出，使抽象法律条文具象化。宁夏医科大学财务处创建“微笑服务党小组”，通过编制《财务服务指南》将枯燥的财经法规转化为通俗操作指引，师生财务投诉率下降60%。这些创新实践证明，贴近生活的普法形式更能激发公众参与热情。
四、深化依法治理，推动实践转化
普法与治理的融合是检验成效的核心标准。四川省甘棠镇建立“网格化调解”机制，将普法宣传与矛盾排查结合，实现“小事不出网格，大事不出镇”，信访量同比下降32%。在拆迁领域，冶金街道组建法律宣传队进驻现场，运用“思想疏导+政策劝导+法律引导”三步法，成功化解家庭财产纠纷10余起，保障了旧城改造顺利推进。
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直接体现治理效能。青海省科技厅建立科研项目保密审查制度，对涉密技术实行“脱密处理”，五年内未出现技术泄密事件。教育系统则将依法治校纳入评估体系，如山东省推行“阳光校务”，公开招生、财务等信息，学生家长满意度达91%。这些案例显示，普法只有融入治理实践才能释放持久生命力。
五、存在问题与改进方向
尽管成效显著，普法工作仍面临三大瓶颈：一是专业队伍不足，如基层普法人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，导致宣传内容准确性存疑；二是企业普法深度不够，部分央企仍存在“重形式轻实效”倾向；三是新技术应用滞后，农村地区数字普法覆盖率不足40%。对此，未来需从三方面突破：一是建立法律专家智库，通过“传帮带”提升基层队伍专业性；二是推行企业合规认证制度，将普法深度与市场准入挂钩；三是开发方言版普法AI助手，填补数字鸿沟。
“六五”普法中期自查揭示，法治建设既是制度工程，更是人心工程。只有将机制创新、精准普法、文化浸润与治理实践有机结合，才能实现从“法律普及”到“法治信仰”的跨越。未来，需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，在队伍建设、技术赋能、评估体系等领域深化探索，为全面依法治国筑牢社会根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