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阳节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先民对自然与天象的崇拜。早在先秦时期，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》便记载了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时举行祭天、祭祖的仪式，以感谢天地与祖先的恩赐。这种以“丰收祭祀”为核心的原始形式，构成了重阳节的文化雏形。
从天文历法角度，“九”在《易经》中被定为阳数之极，九月九日双阳相重，象征天地间阳气的巅峰，故称“重阳”。战国时期屈原的《楚辞·远游》中“集重阳入帝宫兮”一句，虽未明确指向节日，却印证了“重阳”作为天象概念的早期认知。汉代以降，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，重阳逐渐被赋予吉祥寓意。魏文帝曹丕在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中首次将“九九”与“长久”关联，提出“享宴高会”的习俗，标志着节日内涵从自然崇拜向人文庆典的过渡。
二、桓景斩瘟的传说母题
重阳节最具代表性的传说源自东汉桓景除瘟的故事。据南朝梁代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记载，汝南人桓景为解救饱受瘟疫之苦的乡亲，历经艰险拜师仙人费长房，习得降妖之术，最终于九月九日以茱萸叶、菊花酒为法器，登高斩杀瘟魔。这一传说被唐代《初学记》和宋代《太平御览》广泛转引，成为解释登高、佩茱萸等习俗的核心叙事。
故事中，瘟魔象征疾病与灾祸，茱萸与菊花则被赋予驱邪禳灾的神圣性。古人通过仪式化的登高行为，重构了桓景“避祸—抗争—胜利”的叙事逻辑，将个体命运与集体安全绑定，形成“以俗代灾”的心理慰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类似传说在不同地区存在变体，如陕西流传的康海状元与重阳糕的故事，以及淮南丁氏反抗压迫的民间记忆，均反映出重阳节习俗与地域文化的融合。
三、习俗演变与文化融合
重阳节的习俗体系历经千年层累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。魏晋时期，陶渊明“秋菊盈园，持醪靡由”的诗句，印证了赏菊、饮酒风雅的兴起；而唐代官方将其定为民间节日，则推动了登高、赋诗等活动的普及。至明清两代，宫廷与民间的互动进一步丰富节俗，如明代皇帝登万岁山“畅秋志”，民间则衍生出食花糕、放纸鸢等新形式。
近代以来，重阳节被注入“敬老”的新内涵。2012年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“老年节”，传统“长寿”寓意与现代社会保障理念结合，使节日焕发新生。这种从“避灾”到“祈福”、从“个人修身”到“社会关怀”的转向，体现了传统文化对时代需求的适应性重构。
四、符号象征与哲学内涵
重阳节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。茱萸被视为“辟邪翁”，其药用价值与驱邪功能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明确记载，反映了古人“以自然疗愈自然”的生态智慧；菊花作为“延寿客”，则通过屈原、陶渊明等文人的审美再造，升华为高洁人格的象征。
“登高”行为更暗含道家的升仙思想与儒家的修身理念。王维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慨叹，杜甫“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孤寂，皆以个人体验勾连宇宙观照，形成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。而“九九”与“久久”的谐音关联，则将数字的神秘主义转化为对生命长度的世俗期许，使节日成为跨越阶层的文化共识。
重阳节从上古祭仪发展为现代法定老年节，其传说与习俗的演变轨迹，映射出中华文明“因俗而变、守正创新”的文化韧性。当前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，部分传统习俗面临传承断层，但“登高健身”“敬老宴”等新形式也为节日注入活力。未来研究可聚焦于重阳节在数字时代的传播模式，或通过跨学科方法挖掘其医学、生态学价值，使这一古老节日在当代语境中持续焕发生命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