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作墓志—宋史范仲淹传全文

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墓志铭与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历史画卷。墓志铭以私人视角展现其道德品格与政治理想，而正史则从宏观角度记录其宦海沉浮与改革实践。二者交织下，不仅呈现了一个“先忧后乐”的士大夫形象，更揭示了北宋中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历史书写的多重维度。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史实互证，探讨范仲淹的政治实践如何形塑其历史定位，并分析墓志铭与正史叙事的张力所反映的宋代士大夫文化特质。

《范仲淹作墓志》以“断齑画粥”的细节开篇，通过“冬月惫甚，以水沃面”的具象描写，建构起寒门士子苦读成材的经典叙事。这种文学化处理与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中“昼夜不息”的记载形成互文，共同强化了其“清苦力学”的公众形象。墓志铭特别强调“非宾客不重肉”的生活细节，与正史“妻子衣食仅能自充”形成呼应，将个人道德操守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集体精神图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墓志铭中关于范吕和解的争议性记载（“二公欢然相约”）在《宋史》中被谨慎处理。欧阳修执笔时坚持“臣亲见之”的实录精神，而范纯仁刻石时却删去此段，这种文本变异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历史记忆的争夺。王瑞来在研究中指出，这种删改实质是范氏家族对“庆历党争”的政治立场表态，显示出墓志铭不仅是个人生平记录，更是家族政治资本的载体。

从《宋史》记载可见，范仲淹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。天圣七年的“冬至朝贺事件”中，他以秘阁校理身份直谏太后还政，导致“寻通判河中府”的贬谪。这种“奋不顾身”的谏诤风格，在墓志铭中被塑造为“每感激论天下事”的士人典范，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加剧了与吕夷简的矛盾。方健的研究表明，范吕之争本质是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官僚选拔制度上的路线分歧，范仲淹《百官图》的“进退近臣”理论直指吕氏集团的用人腐败。

庆历新政的失败更凸显制度变革的深层困境。墓志铭记载“日夜谋虑兴致太平”的激情，而《宋史》客观记录了“更张无渐，规摹阔大”的操作失误。王安石后来评价其改革“未得要领”，实则暗指范仲淹未能突破“祖宗家法”的框架。这种理想主义改革与现实政治惯性的碰撞，在苏轼“平生所为，无出万言书”的评语中得到微妙印证。

范仲淹的教育理念在墓志铭与正史中呈现双重面向。《宋史》详述其执教应天书院时“泛通六经，执经讲解”的教学实践，而墓志铭着重“推奉养士”的义举。这种“学术传承”与“物质保障”的结合，开创了宋代书院教育的完整模式。叶梦得记载其创立义庄“赡养族人”，将私人慈善与公共教育结合，形成“教养合一”的社会改良路径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寒门学子的提携。墓志铭记载“诸子易衣而出”的细节，与《宋史》“未尝进寒素”的记载表面矛盾，实则反映了制度性改革受阻后的补偿策略。杨昌济指出，这种“私相授受”的人才培养方式，虽突破科举限制，却也为后世党争埋下伏笔。

对范仲淹的历史认知存在明显代际差异。北宋时期多强调其道德完人形象，如黄庭坚称“文武第一人”；南宋朱熹始关注其学术贡献，特别推崇《易》学造诣；明清士人则将其塑造为“理学先驱”。这种评价变迁在墓志铭与正史的文本差异中已现端倪：《宋史》详述边防策略，而墓志铭突出“泛爱乐善”的仁政。

现当代研究呈现去神圣化趋势。王瑞来通过“范吕解仇公案”揭示历史书写的权力操控，指出墓志铭删改事件实质是“历史阐释权的争夺”。这种解构主义视角，与毛泽东“文武双全”的评价形成有趣对话，反映出现代政治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重新诠释。

总结与展望

范仲淹的形象在墓志铭与正史的双重书写中既重合又分裂：道德完人的私人叙事与改革受挫的公共记录构成微妙张力。这种张力本质上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“内圣外王”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永恒困境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两个方向：其一，墓志铭文本的传播学分析，揭示不同版本背后的权力博弈；其二，庆历新政的地方实践研究，通过州县志补充中央视角的叙事局限。范仲淹研究不应止于人物考据，更应成为理解11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切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