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经》中的《东山》以征人归乡的视角，勾勒出战争创伤与家园记忆的双重图景，其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。当日本学者山市建藏于昭和初期着手翻译这篇距今三千年的诗作时，其面临的不仅是语言的转译，更是文化基因的解码与审美经验的移植。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在汉字文化圈的独特语境下，展现出东方古典诗歌翻译的复杂维度。
语言符码的转译困境
山市译本最显著的突破在于对叠字系统的创造性处理。原诗中"果臝之实，亦施于宇"的视觉韵律，在日语中失去了汉字单音节的节奏优势。译者采用"瓜の実はふさふさと、軒先にたわわに垂れ"的拟态词重构，通过"ふさふさ"（繁盛）与"たわわ"（丰硕）的语音重复，既保留农耕文明的丰饶意象，又契合和歌特有的音数律。这种翻译策略得到比较诗学家小西甚一的肯定，认为其"在破坏中重建了诗意的肌理"。
人称指代的模糊性构成另一重挑战。原诗频繁转换的叙事视角在日语语法体系中难以呈现。面对"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"的主语空缺，山市选择以"われ東より来たりしとき、霧雨しとどに降りけり"明确主体，通过时态助动词"けり"的古典用法，既保留追忆式的抒情口吻，又避免现代日语直译造成的叙事断裂。这种处理方式与吉川幸次郎对《诗经》叙事学的解构形成呼应，揭示出翻译作为二次创作的阐释本质。
文化意象的移植策略
诗中"蜎蜎者蠋，烝在桑野"的蚕意象，在东亚文化中承载着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。山市译本将其转化为"蚕の幼虫うごめきて、桑畑に満ち満ちている"，通过"うごめく"（蠕动）的动词选择，既保留原初的生命力描摹，又激活日本读者对养蚕文化的身体记忆。比较文化学者加藤周一指出，这种意象转换成功实现了"文化记忆的跨时空共振"。
对"町畽鹿场，熠耀宵行"的鬼火描写，译者面临美学传统的抉择。中国文学中的磷火多与幽冥意象关联，而日本怪谈文化中的"狐火"更具民俗趣味。山市最终采用"宵闇にぽつぽつと光る"的客观描述，避免文化预设的干扰。这种中立化处理引发竹内实的争议，他认为削弱了原诗的神秘主义色彩，却为跨文化解读预留了阐释空间。
诗学传统的对话重构
在韵律层面，山市创造性地调和了《诗经》四言体与和歌的七五调。将"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"译为"東山にゆきしわれは、長き年月帰り来ず"，前句七音、后句八音的结构，既突破定型律的束缚，又延续《万叶集》中长歌的自由节奏。音乐学家林谦三的声谱分析显示，这种变格处理使译本朗诵时的停顿频率与原诗高度契合。
隐喻系统的转换则彰显译者的诗学自觉。面对"鹳鸣于垤，妇叹于室"的并置隐喻，山市通过添加"——かくて"的转折词，将中国诗学的"兴"手法转化为日本读者熟悉的"序词"传统。这种跨体系的形式嫁接，佐证了宇文所安关于"远东诗学存在隐性通约性"的论断，揭示出东方古典诗歌共有的隐喻生成机制。
译本价值的重估与启示
从手抄本到活字印刷的媒介转换，使山市译本成为文化传播的独特标本。初版采用混合假名与变体汉字的竖排格式，在视觉层面还原了诗经竹简的书写体验。书籍史专家大木康发现，这种"拟古排版"使明治后期的读者产生"接触真实"的错觉，客观上促进了汉籍的经典化传播。
在当代比较文学视野下，该译本暴露出历史局限性。其对"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"中兵役制度的注解，仍延续江户汉学的训诂传统，未能纳入甲骨文研究的新成果。这提示我们，古典翻译应是持续阐释的过程，需要建立跨学科的"翻译考古学"，将文字学、历史人类学的最新发现转化为诠释资源。
山市建藏的《东山》翻译，在汉字文化圈的流转中构建起多维度的对话场域。这个译本既是中国古典精神的域外镜像，也是日本近代文学转型期的特殊产物，更是东方诗学传统自我更新的见证。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其展现的文化转译机制，为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启示——翻译不应是单向度的语言置换，而应成为激活传统、重构记忆的创造性实践。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深入译本的物质形态、读者接受史等维度，在更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中，探寻古典重生的可能路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