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9月7日，毛泽东在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一文中尖锐指出，革命集体中的自由主义如同“腐蚀剂”，会瓦解组织纪律、消解革命意志。这一论断诞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点，其时党内成员成分复杂，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农民阶级的散漫织，导致“命令不服从”“敷衍塞责”等11种自由主义现象蔓延。毛泽东深刻意识到，若放任自由主义泛滥，党的战斗力将丧失，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更无从实现。
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当时革命队伍的思想整顿，更揭示了组织纪律性与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地位。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，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异化状态。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时所指出的，脱离历史语境的抽象自由观只会导向“唯一者”的利己主义，割裂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系。
二、自由主义的多维危害
自由主义的首要危害在于瓦解组织的严密性。毛泽东列举的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“命令不服从”等现象，本质是责任意识的缺失。在当代社会治理中，此类问题依然存在：部分干部将“少做少错”奉为圭臬，面对群众诉求时推诿塞责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“最后一公里”梗阻。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的研究表明，新自由主义浪潮下，金融资本的“自由扩张”已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政策溃败，印证了毛泽东关于自由主义“援助敌人”的警示。
更深层的危害在于消解价值共识。自由主义者常以“多元包容”为名，行价值相对主义之实。例如在意识形态领域，某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，表面上拥护理论原则，实践中却奉行“对己自由主义，对人马克思主义”的双重标准。这种认知割裂不仅弱化集体行动力，更可能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温床。大卫·哈维的“时空修复”理论揭示，资本的自由流动正在重塑社会关系，加剧个体与集体的疏离。
三、思想根源与认知误区
自由主义的滋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。毛泽东指出，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性是其主要温床，这种分析在当代依然具有解释力。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，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合流，使得“以个人舒适为中心”的工作态度普遍存在。数据显示，某地方部门的“躺平式干部”占比达17%，其行为模式与毛泽东描述的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高度吻合。
认知层面的误区同样值得警惕。部分人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思想解放，混淆了“积极自由”与“消极自由”的界限。柏林（Isaiah Berlin）曾区分两种自由概念：前者指向自我实现的能力，后者强调免于干涉的状态。而自由主义往往滑向后者，演变为逃避责任的借口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批判施蒂纳时强调，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自由只是“抽象的幽灵”，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“联合起来的个人”基础上。
四、反对自由主义的实践路径
重构集体主义精神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双重革新。毛泽东提出的“马克思主义积极精神”，在当代可转化为制度化的责任清单与考核机制。例如浙江省推行的“红色根脉强基工程”，通过量化党员服务时长、建立群众评议制度，将抽象的责任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表明，定期组织“社区对话会”能有效增强党员与群众的有机联系，这与毛泽东强调的“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”不谋而合。
思想斗争的方法论需要与时俱进。传统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模式在数字化时代可转化为“网络民主评议”等新形态。北京大学某研究团队开发的“智慧党建”平台，运用大数据分析党员言行一致性，为识别和纠正自由主义倾向提供了技术支撑。但需警惕将斗争简单化为机械对抗，福斯特提醒，真正的思想交锋应建立在“理解差异、寻求共识”的基础上。
五、总结与展望
反对自由主义绝非历史的陈迹，而是关乎组织生命力与文明走向的永恒课题。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启示我们：在个体意识觉醒与集体利益诉求之间，必须构建动态平衡机制。当前新自由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的合流，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分裂，这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理论视野重构集体主义内涵。
未来研究可从三个维度深化：一是探索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纪律形态，防止自由主义以“技术中立”之名还魂；二是比较不同文明传统中的集体主义实践，如中国“家国同构”理念与非洲“乌班图精神”的对话；三是构建自由与纪律的量化评估体系，为组织治理提供科学依据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历史的新语境下，续写反对自由主义的时代篇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