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去来兮辞—归去来兮辞原文及翻译

一、创作背景探源

义熙元年（405）冬，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仅八十三日便挂冠而去，这一行为看似突兀，实为长期思想矛盾的必然爆发。其自述辞官直接动因是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，但深层原因正如萧统《陶渊明传》所载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”这种对人格尊严的坚守，折射出东晋末年的政治黑暗——门阀制度森严、军阀混战不断，正直文人难有立足之地。

从青年时期“猛志逸四海”的仕途抱负，到最终“觉今是而昨非”的顿悟，陶渊明经历了十三年的宦海沉浮。他在序文中坦承“质性自然，非矫厉所得”，这种本性追求与官场规则的冲突，在刘裕篡晋的政治变局中愈发尖锐。清人陶澍指出，其归隐实为“闵晋祚之将终”，既是对腐朽政权的失望，也是对独立人格的捍卫。

二、艺术成就解析

作为抒情小赋的典范，《归去来兮辞》开创了“以田园入赋”的新境界。欧阳修盛赞“晋无文章，惟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而已”，其语言既保留楚辞的韵律美，又突破汉赋的铺陈堆砌。如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，通过自然意象的双关隐喻，将宦海浮沉比作出岫之云，将归隐喻为倦鸟知返，达到物我合一的至高境界。

作品结构呈现独特的“双螺旋”特征：序文以散体叙事交代现实抉择，正文用韵文抒写心灵轨迹。这种“散韵结合”的形式，恰如叶梦得所言“胸中实有此境，不能为此言也”。在时空处理上，从“恨晨光之熹微”的归途焦灼，到“乐琴书以消忧”的闲适生活，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着诗人的精神蜕变。

三、哲学思想体系

陶渊明在辞中构建了“委心任去留”的生命哲学，这既包含道家的顺应自然，又蕴含儒家的道德坚守。“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”的生态观照，揭示出万物各得其所的天道规律；而“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”的价值宣言，则是对世俗功利的彻底否定。这种思想并非消极避世，而是通过“登东皋以舒啸”的主动选择，实现个体生命的诗意栖居。

当代学者钱钟书注意到文中“来”字的特殊意蕴，认为其与“将归未归”的临界状态相呼应。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命自觉，在“寓形宇内复几时”的追问中达到高潮。诗人既不像屈原般以死明志，也不似竹林七贤借酒避世，而是以耕读实践开辟第三条道路——在田园劳作中确证生命价值，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全新的人生范式。

四、文学史坐标

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王维的辋川别业，从苏轼“斜川之约”到袁枚随园经营，《归去来兮辞》开创的隐逸传统贯穿整个古典文学史。其“息交以绝游”的决绝姿态，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树立标杆；而“乐夫天命”的达观智慧，更成为化解仕隐矛盾的文化良方。在20世纪，朱光潜将其与《桃花源记》并称为“中国文人的精神双塔”，可见其影响的持久性。

在跨文化视野中，该作与梭罗《瓦尔登湖》形成有趣对话：两者都通过返归自然批判物质主义，但陶渊明的选择更具社会性——他始终保持着“农人告余以春及”的乡土关联。这种既出世又入世的辩证智慧，为现代人解决生态危机与精神异化提供了古典资源。